（本报记者蒋红瑜 实习记者王哲涵） 2020年12月1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发布《国家药监局关于停止销售31批次假冒化妆品的通告（2020年第86号）》（以下简称《通告》）。为了解具体情况，记者根据《通告》先后采访了6家经营单位。
有经营单位表示，自己是从正规经销商进货（有票据为证），但监管部门并没有把商家提供的票证与厂家核实，就判定相关产品为假冒，并将经营单位名称发布在《通告》中，不仅让经营单位因销售质检不合格产品接受处罚，还背上销售假冒产品的名声。那么，被判定为假冒的产品，经营单位并不知情且履行索证索票义务的情况下，为这样的假冒产品“背锅”是否适宜？
商家均否认销售假冒产品
根据《通告》，记者先后联系了13家经营单位，其中有6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6家单位分别是：永春县艾尚美容美发用品商行（福建）、南昌市西湖区洪城大市场一佳美百货批发部（江西）、白银市白银区超娜美容美发用品店（甘肃）、沈阳市沈河区新枫彩化妆品批发部（辽宁）、安定区姚会荣美妆中心（甘肃）、阿克苏市新百信美容美发化妆品总汇一分店（新疆）。
6家商家均表示对自己销售假冒化妆品并不知情。其中，有5家经营单位表示只知道“质检不合格”，是因抽检不合格被处罚，而不是销售假冒产品，白银市白银区超娜美容美发用品店则表示记不清楚了。
《通告》显示，永春县艾尚美容美发用品商行销售的小四郎染发膏（黑色）（标示批号：2019.09.25）为假冒产品。2020年12月28日上午，该商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从产品被检测出质量不合格后，商行均已将产品下架，不再销售。当记者问到是否知道自己销售的是假冒产品时，商家表示，他们只和正规厂家合作，和厂家之前是长期合作关系，在初次合作的时候，厂家就已经提供了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
根据《通告》，沈阳市沈河区新枫彩化妆品批发部销售的金竹堂染发膏（自然黑）（标示批号：2019/11/06）为假冒产品。2020年12月30日下午，该批发部负责人王先生告诉记者在购进该批次化妆品时，经销商给他提供了厂家齐全的证件（见下图）。
也正因为有这些证照，王先生才进货的金竹堂染发膏，进货价为2.5元/件，购进140盒（1整件货）。截至记者采访时，王先生以3.0元/件销售25盒，被抽检5盒，还剩110盒。随后，王先生给记者发来辽宁省药监局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截图（见下图）。检验报告显示，该批产品因检出不得检出的物质间氨基苯酚而不合格。
也因为此次产品不合格，他向经销商反映了相关情况，经销商召回了剩下的110盒，并给他出具了厂家的召回通知（见下图）。
监管部门判断产品为假冒
2020年12月30日下午3时，记者联系了金竹堂染发膏的生产厂家广州威妮雅化妆品有限公司，该公司相关人士表示没有生产过该批次产品，广东省药监局已经来核查过，也没有找到这批产品。
针对记者所问“能否核查经销商是否真的销售过此批染发膏”时，该人士表示，企业是开门做生意，不清楚经销商都有谁，也不知道自家的商品会被销售到哪里，谁都可以拿到自己家的“三证”，但是不能保证产品都是真的，“广东有很多黑作坊做假冒产品，他们提供的证照却都是真的”。当记者问及厂家如何处理自己家的产品被假冒时，对方表示现在生意很难做，没有资金和精力去打假。
2020年12月30日下午，记者又向广东省药监局求证。该局化妆品监督管理处相关人士表示，如果商家按照要求做到索票索证，一般不会出现销售假冒产品的情况。之所以发布假冒产品的相关通告主要有几点考虑：一是督促各地监管部门下架相关产品，并提醒消费者不要购买。二是提醒商家注意与《通告》中的被假冒厂家合作时，要注意产品是否为该厂家产品。
当然，该人士也坦言，部分生产厂家声明为假冒产品，并不是真的假冒产品，“主要是监管部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该不合格产品是该厂家生产的，再加上生产厂家自己声称为假冒产品，才认定为假冒产品。这对那些真正被假冒的厂家来说，也并不太公平。”
沈阳市沈河区新枫彩化妆品批发部的店家王先生为进一步证明自己是从正规渠道进货，2021年1月2日上午10时，他给记者发来了与厂家交涉的付款记录、银行账号以及厂家的发货记录，并表示自己会联系有关部门，核实具体情况。
专家认为合理合法但不公正
对于此次记者调查发现的问题，地方监管部门的做法是否合理？假冒产品的判定是否足够科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导师田飞龙副教授告诉记者，监管部门的做法本身没有问题，合理合法，他们拥有独立的行政处罚权力，可以直接发布通告，进行涉案不合格产品的公示和处罚。但是在没有和商家沟通核实证据、证明其销售的为假冒产品的前提下，监管部门就通告商家，在处罚程序上存在瑕疵，对生产厂家责任有所放纵，显然不够公正。
“假冒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个环节都有责任，而生产企业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田飞龙表示，但监管部门的处罚更多地是落到了这个环节的终端——销售商家身上。对于销售环节来说，尤其是一大部分小商家，他们对产品没有监管义务，也达不到实质性审查的要求，只能根据厂家或经销商出示的证照判定所购进的产品是否为假冒伪劣产品。而厂家是否说谎、是否参与制造假冒产品或是存在其他违法行为，监管部门并没有去进行延伸调查，还商家或是厂家一个清白。
田飞龙表示，仅仅通过针对商家终端的手动检查，是远远不够的，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还有利益输送与管制俘获的隐秘影响，各方面给予药监部门的压力都很大，使得监管部门即便不断加大监管力度，并且严格遵守监管流程，依旧存在监管漏洞。现有的常规监管，对于整个市场上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来说，是治标不治本的。
“假冒伪劣化妆品或许没有不合格的食品药品对人体的危害那么立竿见影，但是它对人体伤害是日积月累的，同样不容小觑。”田飞龙如是说。
对此，他建议：“首先，我们应加强监管技术创新，从化妆品生产到流通环节运用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对产品进行全链条溯源。让每一个化妆品都有像身份证一样的独有条码或是二维码，使得厂家生产的产品无论流通到哪一个环节、销售到哪一个地方都有码可查、有迹可循。其次，完善监管制度体系及合理化权责关系。在国家药监局和各地方药监局之间，明确责任划分，压实监督责任，精准实施问责处分，重点打击地方假冒产品利益链条，整合监管全流程和执法体系，扮演好各自的制度角色，做到证据清晰，执法透明，处罚公正，厂家与商家责任精准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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